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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十年代的廣西村街民大會

2018-10-12 00:07:13 作者:譚肇毅 來源:廣西地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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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廣西各地普遍開展村街民大會活動,這是當年新桂系為開展鄉村建設而推行的一項政治措施,并逐漸形成一種制度。它的職能隨著國內形勢的變化而變化,直至四十年代末新桂系政權垮臺停止活動。村街民大會存在十幾年,對廣西鄉村產生過不小的影響,留下一些至今仍值得總結和思考的價值和意義。
 
  一、村街民大會的緣起
 
  蔣桂戰爭失敗后,新桂系聯合廣東陳濟棠,利用國內錯綜復雜的形勢,割據廣西,形成獨樹一幟的局面。經過連年的征戰,廣西元氣大傷,地方殘破,新桂系無力向外擴張,轉而全力經營廣西。他們制定“三自政策”和《廣西建設綱領》,提出“建設廣西,復興中國”的口號。廣西是個農業省份,農村人口占大多數,新桂系意識到鄉村穩定對廣西政局至關重要,因此,十分關注鄉村問題,提出建設鄉村是“建設廣西”的基礎。村街民大會就是在這樣背景下產生的。
 
  村街民大會發端于平樂。1936年,平樂區一次行政會議上,有人提議每村每月舉行一次總理紀念周活動(那時國民黨的黨政軍機關每周都舉行這樣的活動)。這一提議引起新桂系當局的重視,認為這是傳達政令,動員民眾的好辦法。黃旭初說,現在各縣政府的政令很難傳達到民眾中間,比較重要的出張布告,可是村民大都文盲,有多少人去看,看后又有多少人能懂?如每月一次村民集會,村街長可以將政府政令傳達于民眾,而且能使他們認識政令的意義及推行的辦法。但新桂系當局認為紀念周只能在上午舉行,而村民一早就要做農活,如在晚間又不適合紀念周的規定。經過一番研究,決定不用紀念周的名義,而定名為“村街民大會”。
 
  1936年12月,廣西省政府頒布《廣西各縣村街民大會規則》,要求各縣鄉村召開村街民大會,每月召集一次,必要時還可舉行臨時大會。這樣,村街民大會陸續在全省各縣鄉村普遍舉行。
 
  二、村街民大會概況
 
  《廣西各縣村街民大會規則》規定,舉行村街民大會是為了“提起民眾政治興趣及討論村街興革事宜”。大會由村街長召集,開會時以村街長為主席,鄉鎮長應到會指導。凡年滿20歲的男女村民、國民基礎學校教員工及年滿14歲學生、民團后備隊團丁一律出席大會,與會者年滿20歲均有表決權。應出席大會而不出席者如無正當理由,由村街公所處罰金或勞役。
 
  村街民大會的職權是:議決各項政令的推行方法;議決村街禁約和與其他村街的禁約;議決村街甲長及其他與會者提議的事項;議決本村街應興應革事項;議決本村街預算決算。議案表決以出席會議并有表決權的人數過半贊同為通過,同數時以主席裁決。
 
  為使村街民大會有序舉行,廣西省政府又先后頒布《廣西各縣村街民大會開會程序》、《廣西各縣村街民大會會場規則》、《廣西各縣村街民大會議事規則》,對大會召開的辦法、程序和議決事項作了詳細規定。1937年,廣西省政府頒布各縣村街民大會各月討論和議決的事項。如一月需討論和議決的事項:①保管清算村街財產;②修建村街公所、學校、民團隊部及附設托兒所;③修建村街公園;④設立村街苗圃種樹秧;⑤種植村街公有樹林;⑥清查村街田地舉辦公耕;⑦放哨守卡警戒野火以及預防瘧疾等。要求各村街大會之前要充分準備,村街長召集各甲長村務會議,確定大會內容,擬成提案,并對村街民作廣泛宣傳,布告開會日期、地點,同時報告鄉鎮公所。開會時,村街民由各甲長率領前往會場,學校員生和民團團丁由學校校長、民團隊長率領赴會。有意思的是,與會人員赴會時一律拿著鄉鎮公所統一制定的小牌子,牌子一面寫號數,一面寫“攜牌赴會,如違處罰”字樣。大會程序依次為:主席宣布開會,全體肅立,唱黨歌,向黨旗國旗及總理遺像行三鞠躬禮,主席領讀全體跟讀總理遺囑,默念三分鐘,主席報告,討論議案,臨時動議;之后,舉行國術、音樂、文藝演出等,呼口號,散會。如此復雜繁瑣的程序,如同宗教教徒在教堂洗禮一般。
 
  新桂系當局制定各種詳備、嚴密的規則和程序,采取嚴格管控的強制措施,因此村街民大會在全省范圍內普遍舉行。1936年12月,桂林縣東附廓鄉首先舉行,成為全省第一次村街民大會。隨后各縣鄉村陸續舉行。當時報刊作了宣傳報道:桂林各村街民眾與會“極為踴躍”,大會對村街民進行抗日救國宣傳,提出和討論村街“應于興革”事項,“結果甚佳”。靈川縣一村街民大會,討論和通過整理倉谷、嚴密戶政、組訓民眾、組織保警隊、發動冬耕等。報紙的報道,是新桂系當局的著意宣傳,不一定真實反映實際,但村街民大會確實普遍舉行了。
 
  三、村街民大會的歷史作用
 
  村街民大會在廣西存在十幾年,時間不算短,盡管它自身存在種種缺陷和弊端,但它對當時廣西鄉村確曾產生過一些積極作用。
 
  首先,村街民大會的舉行,搭建了政府與民眾相互了解和聯系的平臺,使政府政令傳達到鄉村,下層民意和訴求也可以上傳政府當局,政府與民眾相互了解得到加強,促進了鄉村建設的開展。當時新桂系推行鄉村建設,許多政令和措施大都是通過村街民大會貫徹到鄉村民眾的。如創辦國民基礎學校、修筑公路水利、墾荒造林、建立村街倉等,都通過村街民大會去宣傳和發動村民實施。如國民基礎學校每一村街設立一所,采取政府資助,村街集資合力開辦,許多學校是由村民燒磚瓦,出勞動力建設的,如果沒有充分發動民眾,顯然難以辦到。
 
  村街民大會對抗日戰爭的積極作用更為明顯和突出。大多數縣的村街民大會是1937年抗戰爆發后舉行的,不少是為動員民眾抗戰而舉行的。七七事變后,廣西迅速整軍動員,出師北上投入抗日戰場,廣西是當時出兵最早最多的省份之一。廣西能夠迅速出兵抗戰,除了鄉村有民團組織之外,就是各縣的村街民大會進行了有效的宣傳和動員。當時廣西省政府命令各級學校組織“員生抗戰服務團”。服務團到各縣利用村街民大會進行廣泛的宣傳動員,很有效果。各地適齡青年紛紛報名參軍,許多縣因報名人數太多,只好以抽簽確定。1938年,廣州、武漢淪陷后,廣西面臨日軍入侵的威脅,廣西當局組織學生軍和戰工團緊急下鄉宣傳動員群眾,保衛廣西。學生軍和戰工團召開村街民大會進行卓有成效的動員,群眾以各種形式熱烈響應,積極支前參戰,掀起空前高漲的保家衛國運動。抗戰期間,征工動員是廣西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的抗戰動員。1938年后沿海各省被封鎖,出口交通斷絕,國民政府為長期抗戰,在廣西大興交通建設,修筑公路、鐵路、機場和各種軍事設施,這些建設主要由廣西征調民工來完成。還有為阻止敵軍入侵,不得不臨時破壞交通和其他設施,再有戰地軍糧、彈藥和其他軍用物資的運輸、傷員救護等也要征調民工。征工征役成為廣西最重要的支前工作。廣西當局通過召開村街民大會動員和征派民工。據統計,抗戰期間廣西先后征調民工共1733.26萬人次,按當時廣西全省人口1300多萬計算,平均每人被征調一次以上。廣西之所以能夠征調如此多的民工支前,村街民大會發揮了重要作用。
 
  四、幾點評析
 
  首先,村街民大會制度的推行,加強了新桂系對鄉村的動員和控制。三十年代以來,新桂系推行民團制度,組織民眾,訓練民眾,改革鄉村傳統組織,編制甲、村街、鄉鎮,委任鄉村長,建立新的行政管理體系,大大加強了對鄉村的管理。但新桂系認為,民團是自上而下的組織訓練民眾,偏重于軍事,村街鄉鎮公所為政府機構,是“官治”,要廣泛而有效的動員民眾進行鄉村建設,單有民團訓練和政府號令還是不夠的,民眾自覺和參與才能更有效更持久,村街民大會這個“民意”機構正是彌補了這些不足。黃旭初說,村街民大會所討論和決議的中心和應興應革的事,都和每個村民有著極其密切的關系,因此它是組織、訓練和動員民眾最普遍、最深入、最簡單、最有效的方法。這樣,通過民團訓練、建立鄉村公所、舉行村街民大會,開展國民基礎教育等,新桂系對鄉村就有了相當強的動員力和管控力,隨時可以調動鄉村的各種資源,去實現其“建設廣西,復興中國”的訴求。新桂系這種動員力和管控力,對鄉村又產生另一種社會效應,如前面提到的鄉村各種建設得以開展,尤其抗戰動員卓有成效,因此它在特殊的社會環境下,對廣西社會進步發揮過積極的作用。
 
  其次,村街民大會的舉行,有利于在鄉村傳播民主政治思想,促進民眾的覺醒。新桂系宣稱村街民大會的意義,是在鄉村找到了實現民權主義的途徑和辦法。他們認為中國民眾散漫無組織,如同一盤散沙,在長期封建專制影響下缺乏參與政治的意識,甚至根本不懂得政治為何物。在這樣情況下要民眾自治,參與國家大事是困難的。因此,需要一個訓練民眾“如何管事的能力”的階段,這就是“訓政”。村街民大會一開始,新桂系就定位為“自下而上的民眾訓練”機構,以“使最基層之民眾,得一練習民權初步之機會”。黃旭初稱之為“民眾的政治學校”。應該說,村街民大會是一種具有某些現代意義的政治組織形式,民眾有一個發表意見,反映自己意愿的場所,大會議事與民眾利益直接相關的“應興應革”之事,并可通過它上傳政府當局,成為民眾與政府聯系的渠道,因此多少帶有“民主政治”的意味。但新桂系以“訓政”為由,沒有給予村街民大會決策權,它對政府只有“咨詢權”和“建議權”。村街民大會規則就明確規定,村街民大會由村街長召集,開會時以村街長召集并以村街長為主席,議決提案有分歧時村街長有最后裁決權。這表明村街民大會并不是真正的民意機關,而是官控下讓民眾參與的一種議事機構。
 
  雖然村街民大會還不是真正的民意機關,但在當時特殊的社會環境下對宣傳民主政治,啟發民眾參與公共事務,培養社會意識,還是做了一些工作,發揮過積極作用。抗戰爆發后,學校師生深入農村,利用村街民大會進行抗戰動員,宣傳民主憲政,傳播進步文化,使閉塞的村民了解和懂得了一些普通政治常識以及保家衛國的道理,激發了民族意識,從而踴躍參加支前抗戰。值得一提的是,處于最底層的鄉村婦女經過男女平等、婦女解放的宣傳,也覺醒和動員起來,她們熱情參加各種支前工作,甚至組織抗日武裝。在桂南會戰中,經過學生軍的宣傳和動員,北流縣新圩成立婦女游擊隊,全副武裝,進行軍事訓練,隨時準備參戰。邕寧縣不少婦女參加游擊隊,打擊日軍入侵。當時廣西婦女運動領導人郭德潔談到抗戰中廣西婦女參政問題時說:“在鄉間婦女和男子一樣,村街民大會決不單是男子的聚會,所有婦女同樣到會發言,這怕也是其他省份所見不到的。”1942~1944年,廣西當局利用村街民大會舉行兩次村街長民選。從選舉情況看,一些地方的村街長民選存在不少弊端,有的是搞形式,走過場,沒有真正反映民意。但在選舉活動中普遍開展了民選的宣傳,使民眾懂得自己也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民眾參與政治的民主憲政常識得到普及,這在鄉村中是前所未有的。抗戰中許多村街民大會還對鄉村建設進行公議,討論鄉村公共設施建設。如興修水利、推廣農作物優良品種、堆肥制作、冬種等,這些對戰時增加糧食生產,支援抗戰都有積極作用。
 
  第三,村街民大會雖然在全省范圍內普遍舉行了,但民眾參與情況很不平衡,抗戰后期民眾參與逐漸低落。1943年廣西當局統計,當年不能按期舉行村街民大會的就有51個縣,按期開會但出席人數不足法定數或“內容尚欠充實”的18個縣。當年《抗戰時代》對此作過評論:村街民大會是在政府“保育”下開展活動的,失去了自身自由發展而變成有形式無內容,“成年的人們很多都不愿去開會,或者只派一些小孩或老年的婦女去參加,這或者由于壯丁的工作忙不能去參加所致,但民眾不能提起自動參加的興趣卻是事實。常見村街民大會開會,主席除了一連串的報告政令之外,對于本村街的民眾本身問題,卻并沒有只字提及,而所報告的政令,又多是征兵征工和捐款一類的事,以目前民智水準低下,怎能不開而討厭,又怎能使其有參加的興趣呢?”這一評論把村街民大會的致命之處指出得再清楚不過了。
 
  新桂系推行村街民大會,以動員民眾,承擔各項建設,至于對民眾最關心的生活問題并沒有什么作為。當時主管村街民大會事務的廣西省民政廳長邱昌渭總結民眾不愿參加村街民大會的原因時承認:許多村街民大會平時不開會,遇有派捐派工才會開會,因此民眾“只認識村街民大會是一個派捐派工的場所,而沒有其他關系”。隨著政府征工征役派捐的增多,村街民大會在民眾心目中成了政府頒布政令和攤派的機構。抗戰后期,經過多次征兵征工征役和各種捐派,廣西人民已作出巨大犧牲和貢獻,人力物力和財力幾近枯竭,抗戰進入十分困難的時期。在這種情況下,政府當局不顧民生,一味強調民眾義務,只取不予,它的施政就不能得到廣大民眾的認同和支持,民眾對村街民大會參與的冷漠就是這種情況的反映。
 
  抗戰結束后,新桂系追隨蔣介石發動內戰,村街民大會成為動員內戰的工具,廣西當局利用村街民大會宣傳反共戡亂,征兵征糧征稅,實施“一甲一兵一槍”,強征村民充當內戰炮灰。村街民大會遭到廣大民眾的抵制和反對,各地鄉村爆發抗捐抗稅的“民變”,許多鄉村無法舉行。新桂系推行十幾年的村街民大會最后隨著國民黨在內戰中失敗,政權覆滅而終結。
 
  (作者:譚肇毅,廣西師范大學文旅學院教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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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抗戰時代》,廣西綏靖主任公署政治部,1939~19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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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龍瓔編:《鄉村工作概要》,廣西縣政公務員政治訓練班,1938年。
 
  [10]《廣西現行法規匯編》,廣西省政府,1940年。
 
  [11]《廣西省縣鄉村自治法規匯編》,廣西省政府民政廳,1938年。
 
  [12]《廣西日報》,1937年創刊。
 
  [13]《大公報》(桂林版),1940~1943年。
 
  摘自《廣西文史》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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